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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老舍

[ 近现代 ] [字舍予]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1966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2017年9月,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经典《四世同堂》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上市。这是该作自发表以来第一次以完整版形式出版。 ► 老舍的诗词

人物生平

个人经历

1899年老舍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战争中。全家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生活

1908年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

1918年毕业,被派任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两年之后,晋升为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但是由于很难和教育界及地方上的旧势力共事,很快便主动辞去了这份待遇优厚的职务,重新回到学校教书。

1921年,在《海外新声》上发表《她的失败》的白话小小说,署名舍予,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老舍的最早的一篇作品,仅有700字。 

1922年,受礼加入基督教,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并在北京教育会、北京地方服务团工作。在此期间,他热衷于社会服务事业,同时还在英文夜校和燕京大学补习英文。 

1923年,在《南开季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讲师。在英国期间,老舍曾使用Colin C. Shu这个英文名字(应为其基督教教名)。 

1926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第1期署名“舒庆春”,第2期起改“老舍”。此后三年继续创作,在英国共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三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英国的教书生涯使老舍成为一名合格的作家。

1929年夏,离英回国,在新加坡直流半年,任中学教员。

1930年,回国任齐鲁大学教授,边写作边教学。

1931年,与胡絜青女士结婚,同年发表长篇《小坡的生日》。

1932年,创作《猫城记》,并在《现代》杂志连载。此后几年,老舍陆续创作了《离婚》和《月牙儿》等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

1934年,任山东大学文学系教授。

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一职专心从事写作。9月,《骆驼祥子》在《宇宙风》连载,1939年该书由人间书屋正式发行。 1937年,8月返齐鲁大学任教。11月只身奔赴武汉。

1938年,老舍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对内主持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并全面负责总会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随文协西迁重庆。

1939年,老舍翻译完成的英文版《金瓶梅》在伦敦出版,译名为The Golden Lotus,此版是为西方比较权威的《金瓶梅》译本,先后发行四次。

1944年,创作并由良友复兴印刷公司出版《四世同堂》第一卷《惶惑》。

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同年出版《四世同堂》第二卷《偷生》。

1949年,接文艺界三十余位友人信后决定回国,10月离美,12月抵达天津。

1950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任副理事长。

1951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1953年,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作协副主席。

1957年,《茶馆》发表于《收获》第一期。

1966年,文革中不忍屈辱,自沉于北京太平湖。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且获投票第一,由于老舍已不在人世,此次诺奖遗憾颁予川端康成。

1978年,老舍得到平反,恢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墓碑上刻写着老舍的一句话:“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婚姻家庭

1930年,胡絜青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母亲怕她因为这学业而耽误了终身大事。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是胡絜青兄弟的朋友,有一回,他到胡家去玩,胡母托他帮忙物色。此时老舍正好从伦敦回国,且著有作品,于是罗常培便向胡母介绍了老舍,获知老舍的才华及人品后,胡母异常高兴,私下便定下了这位乘龙快婿,于是与罗一同商议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使老舍与胡絜青见面。

1930年冬天,老舍回到北平。在罗的安排之下,老舍到处被朋友们拉去吃饭,而饭桌上总有胡絜青。在频繁的相见之后,胡与舒产生了情愫。直到1931年夏天,胡絜青毕业,两人举行了婚礼。

婚后半个月,老舍携带妻子来到济南,继续在大学任教,胡絜青则在一家中学里教书。两人第一个孩子出生在济南,是个女孩,取名舒济。1935年第二个孩子,儿子舒乙出生,1937年,在重庆产下第三个孩子,次女舒立。

轶事典故

催稿趣事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改稿奴才

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献丑作诗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句。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即冼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即谢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作品风格

创作题材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老舍的作品中往往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1960年是义和团起义的六十周年,于是写出了话剧《神拳》,再现了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

语言风格

老舍的语言俗白精致,雅俗共赏。老舍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因此,作品中人物语言是加提炼过的北京白话。其作品语言的“俗”是建立在精细的思考与研究的基础上。他的“白”,让读者易于理解却又颇有深度。用通俗、平白的文字来反应时代和生活,这才是老舍作为语言大师的境界,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然而另一方面,老舍又使用语脱去自然形态的粗糙与随意,炼成金子,使现代的北京口语显出朴素精致如同一具精雕细刻的瓷器。 [15] 同样老舍的作品也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幽默风趣,是老舍作品语言的总体风格特色。他认为:“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荇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因此,老舍的小说、戏剧,散文等也都充满了幽默风趣色彩。他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闪现着他的幽默才华: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从《老张的哲学》问世起,老舍就开始被人称为“幽默小说家”。

老舍先生更是潜台词运用的大师,其代表就是《茶馆》。《茶馆》凭借深刻含蓄的潜台词,有力地丰富了语言的内涵。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第一幕庞太监与秦仲义的“舌战”。这两个人一个是西太后的宠奴,一个是讲维新的资产者,二人不期而遇表面上客客气气,骨子里却是兵刃森森。《茶馆》中像这样的台词比比皆是。它引而不发,以弦外之音调动人们的兴味与深思,耐人咀嚼。

老舍作品成功地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北京口语词汇,使作品语言透露着独特的京韵,作品生活气息醇厚,地方风物、民情风俗真实感人。同时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北京人,本土本色,活泼有趣、质朴自然,生活气息迎面扑来,具有独特的魅力,透出了北京话的神韵,显示北京话活泼的生命力和老舍驾驭北京口语的能力。

文学思想

老舍的文学思想成分复杂,现代文学史中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里,他的派别色彩不明显,虽然他对左派的革命领导文学的艺术指导方式及其他艺术和思想上的主张颇有微词。同时老舍也未曾加入苏汶和梁实秋等人的第三派——不认为文学至死都是自由的。他的文学思想的基调是强调文学的自由表达,同时认为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是不期然而然的和远期的。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老舍也曾一度向文学的实用性靠近,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艺术家的他又感到不适,于是又重新呼唤并实践文学的自由表达和艺术性,在此期间其文学思想也出现了反复和震荡。因此而言老舍没有坚定单纯的文学立场,他的文艺思想是摇摆不定的,但是他倾向于从感情角度看文学,认为“使人欣喜是艺术的目的”,“文学是认识生命的,解释生命的”。同时老舍认为“文以气为主”强调表达自我为主,不使文学变成传道的教科书。

在作家不受外力干涉下进行自由表达的基础上,老舍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文学思考深度-----形式的美好。老舍多次提出“文学是以美好的文字为心灵的表现。”同时受到英国文学的启发,追求简洁朴素的语言风格“脱去花艳的衣裳,而露出文字的躶体的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英国文学相通的,同时也是老舍受狄更斯等作家影响后在创作上的重要投影,是老舍文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表达自由和形式美好是老舍最基本的追求,在这基础上老舍也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但并不否认文学的社会性和社会作用,如老舍早、中期的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中心旨意都是探索振兴国运、强盛民族之路的。老舍是以平民生活为描述对象,以传统伦理道德的哲学观为思想基础,以人道主义的善恶观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以是否有利于振兴国运、强盛民族为尺度,而进行文学描述的,而后期老舍在抗战时期则发表了大量的宣传抗战的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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