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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

陈三立

[ 近现代 ]

陈三立(1853年10月23日-1937年9月14日),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陈三立出身名门世家,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著名画家陈衡恪之父。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陈三立为表明立场绝食五日,不幸忧愤而死,享年85岁。陈三立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死后有《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出版。 ► 陈三立的诗词

人物生平

陈三立生于1853年10月23日,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

1880年(光绪六年)随父往河北分巡道今河南武陟县。

1882年(光绪八年)入乡试,因恶时文,自以散文体作答,主考陈宝琛赏识其才,破例录为举人。1886年(光绪十二年)会试中式。返长沙,与王闿运等人结碧湖诗社。1889年(光绪十五年)参加殿试,中三甲四十五名进士,授吏部主事,旋弃职。侍父在湖北布政使任所,曾应张之洞邀,为两湖书院校阅试卷。其间应易顺鼎邀,两游庐山南北。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激愤异常,曾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以谢天下。”当时其父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他往侍父侧,襄与擘划。在罗致人才、革新教育方面效力尤多。1898年戊戌政变时,因“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不用。后随父返江西,居西山“青庐”。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陈三立移居南京,未几丧父。家国之痛,陈三立更无心于仕途,于金陵青溪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常与友人以诗、古文辞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三立早年虽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但《散原精舍诗集》所收乃自此始。 此后虽不问政,为社会兴利仍极热忱。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诒徵创办思益小学堂。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新课目;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废除“八股文”和跪拜礼节,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的先例。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初,曾与李有芬创办江西铁路公司,并拟倡修南浔铁路,惜因事未果。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湖南工商界追念陈宝箴父子推行新政,振兴实业,奏请为宝箴塑铜像,为陈三立授宫职,被其断然拒绝。同年夏,义宁州大荒,铜鼓双坑饥民往宜丰天宝买粮,富商何大毛诬称“匪徒抢劫”,并说“宁州遍地是匪”,挑起斗殴,杀死双坑饥民57人,双坑人控诉不得上达,求助陈三立,陈主持正义,具陈上疏,终获刑部详察,严惩主犯及当地知县,冤案大白。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行君主立宪,委陈三立任参政议员,未肯就。

1926年(民国十五年),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

1930年(民国十九年),陈三立倡议重修《庐山志》 ,委托吴宗慈专主。为了使志书更为完善一些,他还特别约请了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另外,在具体的编修过程中,陈三立特别强调了修撰体例的问题,强调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旧从其旧,新从其新”。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据说,当时的他曾于一晚做梦时喊出“杀日本人”之类的话语。忧国之心可见一斑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曾经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

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人物成就

陈三立不但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要事件的参与者。

湖南维新

早年襄助其父陈宝箴在湖南维新变法,提倡新学。在湖南辅佐父亲推行新政,在整顿吏治、革新文化教育,罗致维新人才等方面,陈三立多所赞划,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等四人一起被称为“维新四公子”。

同光体诗人

“同光体”是近代闽派、赣派等各种诗派的总称。“戊戌变法”后一心致力于诗,写出《渡湖至吴城》、《城北道上》、《园居看微雪》等多部优秀作品,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轶事典故

泰戈尔来访

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来华,慕其名,由徐志摩陪同至西湖相访,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松林趣事

民国十八年(1929年)11月,由次子陈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别墅”一说“松林别墅”,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览山南山北的风景名胜,写下了许多寄情咏物的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

铜元与银元

一天,陈三立出门回家,雇了一辆人力车代步,事先也没有讲论价钱,等到家门口付车费时,他从口袋中摸索到两个铜子儿,便拿出来给了人家。这不合常价,车夫自然嫌少,便“龂龂以争”。

老陈便又各衣袋里去翻,结果找出一枚银元,加付给了车夫。可车夫还是“喧呶不已”。这下老陈生气了,说:“给铜元你争,给你银元还是争,怎么这样讨厌!”说罢便昂然走进家门,不再搭理人家。这时听见他们争吵声的家人赶快出来,问车夫怎么回事。车夫说:“开始你家主人给我区区两个铜子儿,怎能偿我的劳力?后又付给一块银元,可我那能找得开?所以和他理论。”家人明白,主人是根本不知道大致的车脚之价,加付一银元也不要人家找的;而这个车夫又是憨厚耿直之人,以为收一块银元太多了,也是常例所未有的事情,所以为找不开钱同样着急。家人于是问车夫:“你想要多少钱?”车夫回答:“至少四毛钱。”家人便如数付了,取回了那块大银币。车夫离去,一家人相与大笑,惟独老陈不知笑的什么,自己“执卷咿唔”,埋头读起书来。

仗义执言

有个同样以清朝遗老自居的李瑞清(字梅庵,或以“梅翁”称之),他在患疮疾僵卧不能行动的困境下,仍是连民国政府的间接资助也坚却不受,只靠卖字鬻画的收入维持残生。因为他一贯持节自好,故有“清道人”之称。当时在他所居的上海,以“遗老”自命的人还有不少,但他们中有些是口是心非的主儿,标榜“持节不染”,而“临财则又往往变易面目”,竟还以“不拘小节”自解。此辈对李瑞清的做法颇为嫉恨,意思当然是:你老儿真真这么清高,岂不反衬得吾侪鄙污失节?于是乎,就想法变招地报复于他。正好当时李瑞清的寡嫂想攘夺其出卖字画之资而未能如愿,便对小叔子污言秽语。这下想报复梅翁的遗老们更有了造谣的素材,乃广为宣传,并相互庆幸地说:“这下可以叫这个‘清道人’无地自容矣!”可以想见,他们大肆传扬的,无非是梅翁因对寡嫂有非分之图而被斥骂之类带绯闻色彩的东西。

在中伤梅翁这件事情上,有一个人(所据材料中隐其名)显得尤其卑劣,惹得陈三立大为不忿,说:“若辈心术如此,尚可自鸣高洁耶?若不敛迹,我必当大庭广众,痛揭其勾心斗角之诡术!”机会果然来了。这天,“遗老”一班人聚合宴会,陈三立当着众人的面突然对那人大声呵斥:“我要代清道人打你的耳光!”有个叫沈曾植(字子培)的同道也起而助威。这下使得参与传谣诬人者惊羞交加,相与逃席而去。经此一场,无聊之辈们不得不有所“敛迹”,谣诼平息下来,陈三立算是帮了“清道人”的一个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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