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周

马周(601~648年2月7日),唐初宰相。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省茌平县茌平镇马庄)人。少孤贫,勤读博学,精《诗》、《书》,善《春秋》。后到长安,为中郎将常何家客,公元631年,代常何上疏20余事,深得太宗赏识,授监察御史,后累官至中书令。曾直谏太宗以隋为鉴,少兴谣赋,提倡节俭,反对实行世封制。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马周,字宾王,清河茌平(今山东茌平县茌平镇)人。年少时就成为孤儿,家境贫寒,喜好学习,尤其精通《诗》、《传》,因贫困失意放浪不羁不为州里尊敬。

武德年间,补授博州助教,每天都饮酒,不把讲授当回事。刺史达奚恕多次斥责,马周就愤然离职,在曹、汴之间游荡,又被浚仪令崔贤首侮辱,于是在气怒之下西游长安。宿于新丰的旅店中,店主只招待诸商贩不照顾马周,马周于是要了一斗八升酒,悠然独饮,店主深感惊奇。到了京师,寄住在中郎将常何家中。

四请马周

贞观五年(631年),太宗令百官上书谈论朝政得失,常何因是武官不涉猎经学,马周便为常何陈述合乎时宜的事二十多件,叫他奏上,事事符合旨意。太宗怀疑常何有这样的才能,询问常何,常何说:"这不是臣所能写出的,是家客马周草拟的。他每次和臣谈论,无不以忠孝为宗旨。"太宗当天召见了马周,在马周尚未到达期间,皇上四次派人催促。待到马周拜见后,太宗和他谈论得非常高兴,令他在门下省值班侍奉。

扶摇直上

贞观六年(632年),马周授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使符合旨意。皇帝因常何举荐得当,赐帛三百匹。马周的谏言太宗都采纳了,不久授任侍御史,加散朝大夫。

贞观十一年(637年),因谏言有功,升任给事中。

贞观十二年(638年),转任中书舍人。

贞观十五年(641年),升任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晋王为皇太子,拜授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当时设置太子司议郎,皇帝精选堪任此职的人。马周叹息说:“恨我资历品级妄高,不能历任这一官职。"

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宗命马周与黄门侍郎刘洎、中书侍郎岑文本、太子宾客褚遂良,隔一天前往东宫一次,与太子李治一起游览参观,研究学问。

贞观十八年(644年)四月九日,太宗前往太平宫,对侍从官员说:“臣属听话的多,直言冒犯的少,我今天打算听一听我有什么过失,各位实话实说,不要隐瞒。”太子右庶子马周说:“陛下最近所做的赏罚有一点点以自己喜怒作标准的倾向,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过失。”太宗全都接受。八月二十六日,马周升任中书令,依旧兼任太子右庶子。马周的职务兼管两宫以后,处事精密,很是获得时人的赞誉。同年,太宗征讨辽东,皇太子在定州坚守,令马周和高士廉、刘洎留下辅佐皇太子。

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返回,马周以本官代理吏部尚书。马周认为一年四季都在甄选官员,十分辛劳,请求恢复原状,于每年十一月开始甄选,第二年三月完毕,太宗批准。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得病逝世

马周患消渴病,整年不好。皇帝临幸翠微宫,敕令寻求优胜之地为马周修建住宅。著名医生宦官使者,前往探视的接连不断,常常令尚食把膳食送给他,太宗亲自为他调药,皇太子亲临问病。马周临终前,索要所陈奏事宜的草稿以帙,亲手烧掉,感慨地说:“管仲、晏婴揭露君主的过错,为求死后名声,我不做这种事。”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九日,马周逝世,终年四十八岁。太宗为他举哀,追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自从马周亡故,太宗非常想念他,要凭借方士之术求得显现他的身影。马周有随机应变的才能,善于陈述奏进,深识事理,所陈述的事情没有不切中要害的。太宗曾经说:“我对马周,一会看不到便要思念他。”

高宗继位,追赠尚书右仆射、高唐县公。垂拱年间,配享高宗庙庭。

谏言

其一,劝谏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他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告诫唐太宗应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如此才能让天下人对当政者“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马周历陈尧、禹及西汉文景二帝节俭之事例,抨击当时朝中滋长的奢靡风气。

其二,劝谏唐太宗以“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权衡标准。马周指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他说隋朝虽然积蓄大量的仓米、布帛、金银,但这些最终却成为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今老百姓本无多少积蓄,我们还在强敛暴征,百姓颇有怨言,认为是朝廷不忧民怜民。进而提出“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

其三,劝谏唐太宗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认为诸王与功臣的分封应该得当,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尤其强调重视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提出“天下者,以人为本”,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安排贤良的官吏赴任,才可能真正造福一方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

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赖前然哲以免尔!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至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讟。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傥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人物思想

尽孝上皇

大安宫位于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的规模,和皇宫相比尚为矮小。臣认为东宫皇太子的住宅还处在城内,大安宫是太上皇所居住的地方,反而在城外。虽然太上皇崇尚淳朴的德行,追求清廉简朴,陛下难以违背仁慈的旨意,爱惜人力;但是藩夷人朝见及各方面的人士观瞻聆听,有地方不够用的感觉。臣希望建造高墙,修建门楼,务必体现显赫高大,以满足各方面人士的愿望,那么陛下的大孝之心就明示于天下了。

臣看到有明确的敕令在二月二日临幸九成宫。臣私下以为太上皇年岁已高,陛下应该早晚照看饮食和起居状况。现在所要临幸的宫殿距离京城三百多里,陛下的车乘一出动,清道呵禁行人超过十天,不是一早一晚可以到达的。太上皇如果思念,而想立刻见到陛下,陛下将怎能赶到?况且陛下这次前去本来就是为避暑。然而太上皇仍然留在炎热之地,陛下自己却到了凉快的地方,温情之道,臣私下赶到不妥。然而诏书已经发下,业已成为事实,希望能告诉迅速返回的日期,以解开众人的疑惑。

废除世袭

臣又见诏书,命宗室和功臣镇守分封邦国,并传给子孙,使世代承袭政权,不是重大变故不能罢免。臣私下认为陛下封赐栽培的人,确实爱他们很深,想让他们的后代承袭职守而立国永久。臣认为如诏书的旨意,陛下应该考虑如何使他们安存,使他们富贵,然而何必要以官职来代替。为什么呢?凭着尧、舜这样的君父,还有丹朱、尚均这样的儿子。倘若有的还在孩童时期就承袭父职,万一骄奢淫逸,那么百姓就会遭受祸害而国家也会受到破坏。想断绝他们的封地与官爵,而栾黡的恶迹已经显露。与其让这样的人毒害幸存的百姓,宁可割恩于已死去的臣子,这是明显的道理。然则过去所谓被爱重的人,就正好伤害了他们。臣认为适宜分封给他们土地,使食邑世代相传的,一定要有才能品行。根据才能品行授予官职,这就使能力不强的,也可因此而获得免受过失的连累。过去汉光武帝不任命有功之臣去当地方官,所以最终保全了他们一辈子,确是由于他懂得治国的办法。希望陛下认真想想这件事,使众人能得到陛下的大恩,子子孙孙也能终享福禄。

祭祀太庙

臣又听说圣人教化天下,没有不把孝作为根基的。所以说:“孝莫大于尊敬父亲,尊敬父亲莫大于把父亲和天帝配祭。”又说:“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与战争。”孔子也说:“我不能参加祭祀就等于没有祭祀。”这是圣人如此重视祭祀。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宗庙祭祀之事没有亲自参加过。猜想陛下的心情,只要车驾一出,花费就会很多,所以忍着孝心哀思,以便利于百姓。于是使一代典籍不记入皇帝进入太庙祭祀的事情,这样将用什么传给子孙,示范后人呢?臣知道大孝确实不在于祭祀,然而圣人训导人们,的确有委屈自己而顺从时俗的说法,希望陛下考虑我愚笨的忠诚。

严明赏罚

臣实行教化,在于得到贤人和挑选官吏;为政的根本在于提倡清明的时尚荡涤丑恶的风气。孔子说:“只有名分和器物不能轻易给人。”这说明选拔官吏是至关重要的。臣看到王长通、白明达原本出身乐工,是属于车驾一类的杂人,韦槃提、斛斯正就更没有其他才能,只是驯养马匹。即使技艺超过同行,技能有可取之处,可以重赏钱帛,使他们家庭富裕;怎能使列入士流,破格授任很高的官爵。于是使朝会的班位,万国来朝见天子的场所,有车驾的车夫歌舞艺人,也穿着配玉的官服和朝靴,和贤臣君子并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私下以为耻辱。但朝廷的命令已经下达,即使不可追改,但也认为应该不使他们在朝会的班位中和士大夫同列。

倡行节俭

如今百姓处于丧乱之后,人口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但是供官差服徭役,却一个接一个被征发上路,哥哥离家弟弟才回来,前后相接不断,路程远的往返五六千里,春秋冬夏一点休息时间也没有。陛下虽然常常降下恩诏命令减省差役,但是有关部门的劳作仍不停止,自然需要用人,枉然下达诏令,照旧役使百姓。臣常常去访问,四五年以来,百姓很有怨恨的言辞,认为陛下不抚恤保养他们。从前唐尧用茅草盖房土块作台阶,夏禹衣食粗劣,这样的事臣知道不可能再在今天来实行。汉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停止露台的建造,收集臣下上书用的布袋做宫殿的帷帐,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裙不拖到地上。到了汉景帝认为锦绣纂组妨碍女工,特地下诏除去,所以百姓生活安乐。到了孝武帝虽然穷极奢侈,但是承接文帝、景帝遗留的恩德,因而民心没有动乱。假若汉高祖之后即是武帝时代,天下必然不能保全。这些距离当今较近,事迹还可以看见。现在京师和益州等地在制造供奉的器物以及诸王嫔妃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不是节俭的做法。臣听说勤奋早起而功绩盛大显赫的君主后代还是懈怠;制定法令合乎常理的,后来还要败坏混乱。陛下小时候居住在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功和失败又亲眼看到,尚且还要这样做。而皇太子在深宫里生长,没有经历过社会上的事,等陛下万岁之后该怎么办,这确实是陛下应当忧虑的事。臣探求前代以来国家成败的情况,只要有百姓怨恨背叛,聚众做盗贼,那么国家没有不迅速灭亡的。君主虽然悔改,也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的。凡修治教化,应当在能够修正之时去做,如果事变发生才后悔,那就无济于事了。所以君主总是见到前代的覆亡,就能知道他们政权丧事的原因,却都不知道自己本身有什么过失。因此殷纣嘲笑夏桀亡国,而周幽王、周厉王又嘲笑殷纣的灭亡;隋炀帝大业初年又嘲笑齐、魏丧失国家。现在看隋炀帝,也像隋炀帝当时看齐、魏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臣担心后代看现在也像现在看古代一样”,这话不能不作为警戒。

与民休息

从前贞观初年,全国遭灾荒,一匹绢才值一斗米,而天下安居乐业。百姓知道陛下十分关心爱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不曾有怨言。五六年以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值十多石粟,而百姓都以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都有怨言。又因为现在所新办的事很多是目前无关紧要的事情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能取决于积蓄了多少,只决定于百姓生活是苦还是乐。可拿近代的事证明这一点,隋朝贮粮洛口仓,确是李密接管了它;西京府库也被我大唐使用,至今还没有用尽。如果原来洛口仓、东都没有粮食布帛,则王世充、李密就不一定能够聚集大量人马。不过贮积本来是国家的正常事务,应当使百姓有余力然后征收储藏,怎能使百姓劳苦而强制征收,结果却拿去资助贼寇,这样储藏是没有好处的。节俭让百姓休养生息,这在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做过了,所以现在实行它并不难。实行一天,如果天下人知道了就会载歌载舞。如果百姓已经劳苦不停地役使他们,万一国内遭受水旱灾害,边境有敌国侵犯,不法之人趁机作乱,就会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不仅是要陛下晚食迟寝而已。古语说:“感动人是靠行动而不是靠言谈,感应上天要靠实际而不是靠祝词。”以陛下的圣明,真正想要励精图治,不永远求上古的策略,只要赶得上贞观初年那样,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约束藩王

早先贾谊为汉文帝说可恸哭和长叹的事,说当韩信在楚为王、彭越在梁为王、英布在淮南为王之时,假使文帝继位一定不能安稳。又说幸赖各王年纪小,师傅国相管着他们,长大以后必生祸乱。历代以来都认为贾谊说得很正确。臣私下观察现在的诸将功臣,陛下与他们一起平定天下的,都仰靠禀受成规,供陛下像鹰犬一样的使用,没有像韩、彭那样有威望使陛下难以驾驭之人。而诸王年龄都还幼小,即使他们长大之后,在陛下还健在时必定没有其他意图。然而在陛下百年之后不得不忧虑。自从汉朝、晋朝以来,乱天下的何尝不是诸王?都是因为封授不当,没有预先确立一定的名分,所以导致灭亡。当君主的很清楚这种情况,但他们沉溺在偏爱之中,因而前面的车已经翻覆而后面的车却不改道。现在天下百姓受到的关怀极少,而对诸王的关爱却很多,宠遇之恩太过于厚重,臣的忧虑不仅是他们倚仗皇上的宠爱而骄傲自大。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到魏文帝继位,陈思王被禁闭防守如同狱中的囚犯一样。是因为先皇给他的宠爱太多,所以继位的君主也就畏惧他了。这就是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恰恰是害他受苦的原因。况且帝王的子弟何用担心不富贵,他们享受封国供奉,封赐的食邑不少,好衣美食之外还需要什么?而每年特别给予优厚的赏赐竟然没有规定的限制。俗话说:“贫困的人不比学习自然节俭,富贵的人不必学习自然奢侈。”是说他们自然而然就会那样。如今大圣创业,岂止是安置现有的子弟就算完事,还应当制定长远的制度,让世代遵照执行。

选拔良吏

治理天下的人以人为根本。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在于选好刺史、县令。县令人数多,不可能全是贤良的人,如果每一个州能配备一个贤良的刺史,那整个州境之内都能得到休养生息了。天下所有的刺史都符合陛下的心意,那陛下就可以拱手端坐于朝廷之上了,百姓也不会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来担任,打算提拔来担任宰相的人,一定要先让他们试做地方官,或者就直接从俸禄两千石的人中挑选入朝任宰相。如今朝廷只重用内官,县令、刺史,很轻视这些人选。刺史多是武官功臣,或者是京官不称职的,才委任外出。而折冲府中果敢刚毅的人,身体强壮的人,先入选中郎将,其次才委任州官。在边远之地更加轻视用人,那些才能胜任县令,以德行著称而升擢的不及十分之一。所以百姓不能平安度日,大概是由此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