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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

刘知几

[ 唐代 ]

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八十卷,神龙(705年~707年)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年)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重修《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 ► 刘知几的诗词

生平

家学渊源

刘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着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

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颇有文名。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刘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简静,美风仪”,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比知几长十二岁。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使刘知几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在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佑,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知几夙好史学,也许受了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其父能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之顺利地踏上了史学道路。

少年学习

有关刘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刘知几在《史通》中有所记载。《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

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无暇。刘知几《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刘知几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隋书·经籍志》着录史部之书凡817部,13264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

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

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应科举进士及第的。在《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知几“以同学知名”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他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结合“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的话,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

《史通·自叙》中也曾披露,他在科举前“未暇”“专心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这说明,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从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确立了学史、研史的志愿。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颇得世人称誉。自踏入仕途以后,乃专心于史学事业。

步入仕途

刘知几二十岁后步入仕途,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知几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自永隆元年(680年)入仕起至圣历二年(699)调职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天授(690—692)之后,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同年,知几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

证圣元年(695年),刘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

刘知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败现象的批判。

就在这个时期,刘知几写了一篇《思慎赋》。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年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史馆遭遇

武后圣历二年(699),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了十九年获嘉县主簿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这次调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时的刘知几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学者。青少年时代已以文学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华。其二,则天诏修《三教珠英》,以为刘知几是个人选。据《旧唐书·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在圣历二年(699)。

《三教珠英》于长安元年(701)修成一千三百卷,次年知几出任著作佐郎。时年四十二岁。适如他自己所说:“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职任。著作局设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从六品上。自刘知几进入史馆后,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回顾自己在史馆修史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犹大为史官所嫉。”

刘知几自长安二年(702)进入史馆,至中宗景龙四年(710),九年之中,“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是一为史臣,一入东观(史馆)。中宗即位之后,“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这就是二为史臣。中宗还京不久,“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这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这些年,他参与修过《唐史》,重修《则天实录》等。但是,修史并没有给刘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记载说:“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刘知几辞去史任之后,出任太子中舍人,又为修文馆学士。

私撰史通

长安二年,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但并未投入主要精力。他在长安四年(704)曾作了《刘氏家史》十五卷和《谱考》三卷。神龙二年(706)中宗还京师,知几逗留东都。《史通·忤时》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大驾后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由是驿召至京,令专执史笔。”

“驿召至京”在景龙二年(708),自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知几“一为中允,四岁不迁”,但他“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定是集中精力撰写《史通》的三年。有人说他躬为史臣,不书国事,私自著述,就是指撰写《史通》一事。知几于景龙二年(708)被驿召至京,专领史事,迁秘书监。就在这时提出求退史职的要求。其实,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写着《史通》,至景龙四年(710)二月,全书完工,凡二十卷。

著述传家

刘知几在景云元年(710)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兼修国史,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是东宫官,东宫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总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崇文馆也是东宫设置的。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馆。崇文馆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银青光禄大夫的封号在官秩上相当于从三品。这年,李隆基立为东宫太子,因为刘知几的“几”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为避太子名讳,知几便废名而以字行,因称刘子玄。上述情况可知,知几在玄宗为太子时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积极性。景云二年(711),刘知几写《释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将亲释奠于国学,主管部门草拟仪注,决定让随从官员都乘马著衣冠,刘知几以为不可,上议驳斥。

玄宗先天元年(712),刘知几奉诏与柳冲等改修《氏族志》。开元二年,刘知几等人刊定《姓族系录》二百卷,后升任散骑常侍。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刘知几与友人吴兢撰成睿宗、则天、中宗三朝实录,奏于执政,请援例恩赏。这是知几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国史、实录修撰。其中《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刘知几与吴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实录凡七十卷,这是他撰成《史通》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除上述与吴兢合修三朝实录外,还曾单独撰修过《睿宗实录》及《太上皇实录》。还有同吴兢合修的《高宗后修实录》。这样,刘知几实际上参与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实录的修定工作。四朝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旧唐书》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包括吴兢、韦述等人相继撰述的《唐书》和各朝实录。刘知几对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做出了极大贡献。仅从这方面的成就而论,刘知几也不愧为一名称职的史官。朝廷奖励其修史之功,封他为“居巢县子”,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开元七年,刘知几论《老子》《孝经》注议》

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几的长子刘贶任太乐令,触犯法律而判罪流放。为此事,知几“诣执政诉理”,皇帝听到十分震怒,于是贬授他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安州治在安陆县,就是今湖北安陆县北,已是远离京师。别驾,较之左散骑常侍,降级一品。旅途的辛劳,贬官的苦闷,使刘知几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后其诸子各有著作行于世》

人物年表

公元661年,刘知几出生。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授怀州获嘉主簿,曾多次上书言事。

圣历二年(699年),任定王府仓曹,并奉命与李峤徐彦伯徐坚张说等共同编写《三教珠英》。

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着作郎、左史、凤阁舍人、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

长安三年(704年)),与李峤等撰修唐史,成《唐书》80卷。曾探究本族历史,撰《刘氏家史》及《刘氏谱考》。

神龙二年(706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隶》。

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书成于景龙四年。

开元二年(714年),迁左散骑常侍。

开元九年(721年),儿子刘贶做太乐令犯罪,为之申辩,玄宗怒而贬其为安州别驾。同年卒,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

学术思想

刘知几认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虚美”,“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刘尚实用,反浮词,抨击六朝骈文的颓靡之风,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赋,主张运用当代通用的语言,反对依仿古语,反对形式模拟。这些论点,都给后代散文家以启发和影响,乃是中唐古文运动之先声。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着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

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着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隋书经籍志〉对〈史通〉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苏渊曾把刘知几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初步总结。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史通》首创,重点放在编纂学上;《通志》继轨,全力集中在“独见别裁”的“义例”上;就刘知几的成就,进行了初步概括,并把其中不同论点和前后继承扬弃的关系,略加疏证(《读史举要》第八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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