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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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