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古籍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

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征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人,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征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纠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务必精减官员人数。所以《尚书》说:‘只选取贤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时《尚书》还说:‘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尽管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不根据才能选择官员,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一样。《经》有句话:‘参谋的人如果多了,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孔子说:‘官员不处理政务,官吏怎么会得到精简呢?’孔子还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毛。’这些至理名言都载入史册,数不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确定官员的人数。”房玄龄等人于是拟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音乐、杂艺等一技之长,超过一般人的,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栋梁之才并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广开耳目,求访贤能之人。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件诉讼,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这样的大事,才交给仆射处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夜里总想着民间的事情,有时到半夜还睡不着,就是担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抚百姓。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躺下都可看看,他们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记在他们的名下。我住在深宫之中,看不到也听不到远处,所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这些地方长官实在是关系到国家的太平和动乱,特别需要选择得力的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又能向谁询问呢?”封德彝回答说:“下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俊杰。”唐太宗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众多的人才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哪里像商代的国君武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将要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我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他文才是否出众,而不看他的道德品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伤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拔到优秀的官员呢?”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出众而著称。现在每年所选的人才,多达数千人,这些人外表谨慎忠厚、言语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们。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们品级和职位而已。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实在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于是打算依照两汉时的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荐人才,但因为功臣等人将实行世袭封官授爵制,这件事就停止了。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过,君主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不能轻率任用。我现在办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说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了正直的人,干好事的都得到劝勉;错用了坏人,不干好事的就争相钻营求利。奖赏和功绩相当,没有功劳的就会自动退避;惩罚和罪恶相称,坏人就有所戒惧。由此可知赏罚绝不可以轻易使用,用人更需要慎重选择。”魏徵对答说:“知人善任这件事,从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在考核劳绩、决定贬降还是升迁时,要察看他的善恶。如今想找人才,必须仔细察访他的品行。如果了解到真是好的,然后才可任用。假如此人不会办事,只是才力不够,还没有什么大害处。错用了坏人,假使他能力强会办事,那为害就太多了。但在乱世只求有才能,可以不管品行。太平时候,必须才能、品行都好,方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人才是治理好天下的根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是选好刺史和县令。县令那么多,不可能都是贤才,如果每个州都能有一个好的刺史,那么整个州就可以安定繁荣了。如果全州的刺史都符合皇上的心意,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百姓就不用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是精心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打算提拔为将军或宰相的,一定先让他们做一段时间的地方官进行考察,有的从郡州官员升为宰相、司徒或太尉。朝廷千万不要只注意皇帝身边大臣的选拔,而忽视州县两级主要官员的选拔。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恐怕与此有关。”于是太宗对侍臣说:“刺史由我亲自挑选,县令就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左、右丞的人选应当特别精心挑选,上疏说:“臣知道尚书省日理万机,是施政的中枢,这里人员的选用任命,确实很不简单。所以左、右仆射和六部长官好比是天上文昌宫内的众星,左右二丞好像是锁管车辖,这些官员以及下至曹郎,也与上天的星宿相应,如果不能称职,占了位置会引起讥评。我看到近来尚书省承受诏敕后搁下来不迅速执行,文书案卷堆积不及时处理,我虽庸劣无能,也请让我讲一讲这种现象的由来。在贞观初年,没有任命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当时尚书省里公务繁杂,比今天成倍地多,左丞戴胄、右丞魏徵,都办事熟练,公平正直,事情有问题就予以指责,从不回避。陛下对他们又信任爱护,自然能整肃纲纪。各个部门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任人得当的缘故。到杜正伦继任右丞,也能够对下面严格要求。近来之所以纲纪不整,都是由于勋旧亲戚占据了位置,既无才能胜任,又凭功勋倚仗势力互相倾轧。其他官僚,也不能秉公办事,即使想有所振作,又会先因畏惧争吵毁谤而退缩。所以一般事务都由郎中定夺,遇到难事就都向上面请示;尚书也模棱两可,不能决断,有些纠察弹劾的案件应该上奏,也故意拖延,事情虽已弄得很清楚,仍然盘问下属。公文发出去没期限,回复来迟了也不指责,事情一经交办,就拖上成年累月。有的只迎合上边的旨意而不考虑是否和实情相符,有的为了避免嫌疑而不管是否在理。办案的部门只求办成就了事,不追究是非;尚书把逢迎谄媚作为奉公守法,不管对错,互相姑息,有了问题但求掩盖。而且官职应该从众人中选拔有才能的授予,没有才能就不应举荐,官是代上天办事,怎能随便叫人来做?至于亲戚元勋,只能给他们优厚的礼遇,他们有的高年老耄,有的因久病而理智不清,在当前既已做不出贡献,就应让他们休息去安度晚年。让他们长期在位阻碍进用贤能的途径,这是极不恰当的。为纠正这类弊端,应先精心挑选尚书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都用上称职的人,自然纲纪确立,还能纠正那种奔走争官做的歪风,这岂止是解决办事拖拉啊!”奏章送了上去,不久便派刘洎做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太平之后必然天下大乱,大乱之后,必然又复归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要想使国泰民安,只有任用贤才。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我又不可能一一加以考察,这样下去是永远得不到贤才的。现在我下令让人才自我推荐,你们看怎么样呢?”魏徵回答说:“了解别人的人聪明,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别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就更为艰难。并且愚昧无知的人,都自以为了不起,时常打击比自己有才能的人。这样恐怕会助长世人攀比竞争的不良风气,我认为陛下不可这样做。”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说:

  我听说,了解臣子莫若君主,了解孩子莫若父亲。父亲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就无法使家庭和睦;君主不了解自己的臣子,就不能治理国家。而要使天下太平,皇帝无忧无患,那就要忠臣辅佐。贤臣在朝就会政绩卓越,这样就可以无为而治了。所以尧、舜、文王、武王能名存千古,他们都有知人之明,使贤才会聚于朝廷。舜派八凯管理农耕,制定历法,让八元散布教化,使国家内外归顺,建立了赫赫功业。周公、召公辅佐周成王成就一代帝业,美名传扬。难道‘四岳’、‘九官’、‘五臣’、‘十乱’这样的贤臣,只能生活在前朝,而当今唯独没有吗?这只是在于国君求与不求、喜好与不喜好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像那些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大象、大宛的宝马、西夷国的獒,它们不是没有手足,就是无情之物,出产在蛮荒的地方,离这里有万里之遥,但是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的人喜好它们罢了。况且做官的人都仰慕陛下的盛德,享受君主赐予的俸禄,如果君主用道义引导他们,他们怎么会不尽职尽责呢?我认为如果导之以孝,那么就可以使他们像孝子曾参、子骞那样加以重用;如果导之以忠,就可以把他们当做龙逢和比干那样的臣子而加以提拔;导之以信,就可使他们像尾生、展禽一样;导之以廉,就可以使他们像伯夷、叔齐一样。

  然而今天的群臣,洁身自好、才能出众的人非常少有,恐怕是因为朝廷求贤之心不急切,没有鼓励劝勉他们的缘故。如果用公正忠诚去要求他们,用建功立业去激励他们,让他们各尽其职,各安其位。处高位则看其举荐的人,身富则看其养育的人,闲居时看其所好,学习时看其言语,穷困时看其气节,卑贱时看其德行。量才录用,发挥他们的长处,克服他们的短处,用“六正”去勉励他们,用“六邪”去警戒他们。那么,即使不严厉地对待他们,他们自己也会振奋,不用苦口婆心地劝勉,他们也会自己努力。

  因此汉代刘向在《说苑》中写道:“臣子的行为,表现为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则臣子光荣,犯了六邪之罪则臣子耻辱。什么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见之明,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臣子能够预见到得失存亡的利害,使君主免于祸患,永保江山稳固,这样的臣子,是圣臣。二是虚心进谏,劝告君主实行礼义,帮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错误,这样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废寝忘食,兢兢业业,不断地为朝廷举荐贤才,不断用古代圣贤的楷模来勉励君主,励精图治,这样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转危为安,使君主高枕无忧,这样的臣,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贿赂,谦让节制,这样的臣子,是贞臣。六是国家混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这样的臣子,是直臣。以上就是所说的‘六正’。那么六邪是什么呢?一是贪得无厌,不务正业,苟且偷生,没有立场,这样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只会趋炎附势,助长君主的逸乐,不顾严重后果,这样的臣子,是谀臣。三是内心阴险,外表拘谨,八面玲珑,嫉贤妒能,要想提拔谁,就只说好的,隐瞒过失,要想排挤谁,就夸大他的缺点,掩盖他的优点,致使君王赏罚不明,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这样的臣子,是奸臣。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掩过饰非,对内离间骨肉之情,对外制造朝廷混乱,这样的臣子,是谗臣。五是专权霸道,不可一世,私结友党,聚敛财富,伪造君主的诏令,以显贵自居,这样的臣子,是贼臣。六是用邪道歪门迷惑君主,陷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曲直,臭名昭彰,这样的臣子,是亡国之臣。这就是所说的‘六邪’。如果贤臣做到六正,避免六邪,那么朝廷就会安宁,国家也会太平。生时为百姓造福,死后被人追忆思念,这就是为臣之道。”此外,《礼记》说:“秤杆一提,物体的轻重就称出来了;绳墨一拉,曲直就显示出来了;规矩一比,方圆也就清楚了。有德之人都明白事理,不能妄说他们奸诈。”可见臣子尽忠与否,其实不难辨别,如果朝廷能够对他们以礼相待,以法约束,行善的能够加以褒奖,作恶的能够处以刑罚,他们怎么会不尽力呢?

  朝廷想要提携忠正善良的大臣,贬斥不贤之臣,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落实呢?是因为只说不做。表面上是行公道,实际上行为不端。这样,是与非互相矛盾,好与恶相互攻击。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罪,也不会受到处罚,自己不喜欢的人即使清白无辜,总会有罪名上身。这就是喜欢他就会使他存活,憎恨他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或者因为小小的过失而忘记巨大的功劳,因小小的缺点而忽略良好的品行,所以君主不可以奖赏无功之人,君主的刑罚不可以漏掉有罪的人。奖赏不能勉劢大家为善,惩罚不能禁止一些人作恶。既然这样,我们希望达到邪正分明,怎么去加以实现呢?如果赏赐时不忘被疏远的臣子,处罚时不庇护亲近的人,做到公平仁义,实事求是,那么邪恶就会无处藏身,善恶自然泾渭分明。崇尚质实,不慕虚华,观察官员是否仁厚,不到一个月就会清清楚楚。那些不诚实的臣子,他们的大公无私只表现在言语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样的官员是不会为民着想的。如果喜欢臣子,就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厌恶他们就认为他们一无是处,被一己私欲驱使、亲近奸邪的臣子,背离公正之道而疏远忠臣良将。一旦如此,即使夜以继日地为政务操劳,对治国也是于事无补的。

  看过奏书后,唐太宗欣然接受。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加授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留守在京城任职。有个官员从京城来,唐太宗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出任尚书之后,有什么意见呢?”那个官员回答:“只听到房玄龄说李纬喜欢留胡子,再没有其他评语。”唐太宗听后,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