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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卷十三·超奇篇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暢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生书主人,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与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实也。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衍传书之意,出膏腴之辞,非俶傥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於敝车,锦绣之方於缊袍也,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长狄之项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说名於儒门,过俗人远也。或不能说一经,教诲後生。或带徒聚众,说论洞溢,称为经明。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於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於〔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王公问於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於玉,钻龟能知神於龟。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於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有根株於下,有荣叶於上;有实核於内,有皮壳於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後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於心,其实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丞相之端见;叔孙敖决期思,令〔尹〕之兆著。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也。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銛,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

或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也。且浅意於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於辞,意验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议。《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与《新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宜言,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於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夫鸿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贵?岂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牍哉?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使州郡连事,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

古昔之远,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难得纪录,且近自以会稽言之,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长生之身不尊显,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贵也。使遭前世燕昭,则长生已蒙邹衍之宠矣。长生死後,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长生之才,非徒锐於牒牍也,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吏公《表》、《纪》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然则长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前世有严夫子,後有吴君〔高〕,末有周长生。白雉贡於越,暢草献於宛,雍州出玉,荆、扬生金。珍物产於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会稽文才,岂独周长生哉?所以未论列者,长生尤逾出也。九州多山,而华、岱为岳,四方多川,而江、河为渎者,华、岱高而江、河大也。长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贤,舍而誉他族之孟,未为得也。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纪录之,《春秋》记元於鲁之义也。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於前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见是,推今进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

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後,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焕炳;阴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并出见者,乃夫汉朝明明之验也。高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徐乐、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方今未闻。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啖人。诏书每下,文义经传四科,诏书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验也。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陆贾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闻,群诸瞽言之徒,言事粗丑,文不美润,不指。所谓,文辞淫滑,不被涛沙之谪,幸矣!焉蒙征拜为郎中之宠乎?

译文

  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很流畅,很熟练,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做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者提出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努力好学,见识多,记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书写文章,能说古论今的,万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能著书写文章的,是知识渊博精通而能运用的人。进山里看见树木,是长是短没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见青草,是粗是细没有不了解的。然而不会砍伐树木用来作房子,采集百草用来配方调药,这是知道草木而不会运用。通人见识广博,却不会用它来论述事情,这叫藏书家,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能背诵《经》三百篇,把政治事务交给他,都干不了”的人,这跟那些见过草木不会采伐运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鲁国编年史来写《春秋》,等到他创新立义,赞赏和贬责一番,就不再沿袭鲁国编年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自然从胸中产生出来的了。大凡重视通人,是看重他们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如果他们仅仅能熟读,读诗读经,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鹦鹉能说话之类。能引申古书上的意思,写出美好的文辞,没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胜任的。能通读的人,世上到处有;能著书写文章的人,历代却少得很。近代的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他们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同时出现在同个时代;其余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宝玉不可能多得,因为它们珍贵。

  因此能讲解一种经书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来写报告提建议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写文章连结成书的是鸿儒。所以儒生超过一般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因此,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见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于拿高贵华丽的车子跟破车相比,拿精致华美的丝绣跟旧袍相比,它们之间相差太远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顶比山脚,拿长狄人的颈比脚掌,也不足以说明。山丘以泥土石头为主体,山中要是有铜铁,就是山上罕见的东西。铜铁虽已罕见,有时还会挖出金子玉石。鸿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见又罕见。

  才能突出还有突出的,他们才能相互超越但总有高低之分。儒生托名在儒门,远远超过一般人。可是有的不能讲解一种经书,教诲后代子孙;有的却能率引众多学生,讲解透彻内容丰富,能称作通晓经书。有的不能写完一份公文,提出一种主张;有的却能陈述国家政治得失,提出适宜的建议,而且言论符合经传,文章如星月一般灿烂。他们象谷子云、唐子高一样优秀,能在报告和意见书上引经据典,却不能连结起来写成文章;有的能把古今事选取排列出来,把往事记载下来写成书,象司马迁、刘子政这些人,累积材料编成篇目,文章数万言,他们远远超过谷子云、唐子高,然而是沿袭以前现成的记载,没有自己心中的创造。至于陆贾、董仲舒评论国家大事,随心说出,不凭借外在条件,然而却内容浅显易懂,读者还叫它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都是在精心思考后创造出来的,所以能穷尽深远难见的大道理,不是接近圣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写成功的。孔子作《春秋》,阳成子长和杨子云二人作《乐经》和《太玄经》两经,真称得上高明地遵循着孔子的足迹,宏大精美有与圣人相提并论的才能。

  王公子向桓君山打听杨子云。桓君山回答说:“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谁能超过此人。”桓君山区别人才,可以说是符合人才高下的实际情况。采玉的人心比玉还美,钻龟的人智比神灵。君山能区别儒生的才能,排列出他们的名次,可见比所排列的人贤能。他又作《新论》,评论社会上的问题,辩明是非,虚假的话语,虚伪的文词,没有不被证明确定的。在那阳成子长、杨子云等兴论立说的人当中,桓君山算是头一个了。从桓君山以来的那些文人、鸿儒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才能,所以有美好的文章。他们动笔能写文章,用心能谋划,文章从心中出,思想用文章来表明。观看他们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称得上精辟的论述。这样说来,文章写得多的人,是人中最杰出的了。

  植物下面有根和茎,上面才有花和叶;果实里面有果核,外面才会有皮和壳。文章言辞是读书人的花叶与皮壳。真情实意在心中,文章写在竹简和帛上,表达与内心,自然要互相符合相称。感情激动才能下笔流畅,所以文章写真情而能流露出来。人会写文章,就像鸟兽有毛一样。毛有五颜六色,都长在身体上。如果写文章没有内容,这就是像五颜六色鸟兽的毛无故长了出来。选拔武士来射箭,武士要心气平和身体站直,把弓和箭握牢固,然后才能射中。兴论立说一出口,就像弓箭射出一样。论说应当有道理,就像箭要射中靶子一样。射箭是用箭射中靶子来验证其技巧,论说是用文章来证明是否超群。文章超群与射箭技巧都是从心里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

  文章中有深奥的意思,重大的谋略,君臣治国的方法,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实行,口里又不能直说来表达心情,所以用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后一定能实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来表达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业;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读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图。所以说:陈平分割祭肉,是当丞相的苗头;孙叔敖疏通期思河,是当令尹迹象的显现。观看传书里的文章,有治理国家大事的道理,不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预兆。脚不强劲就走不远,锋刃不锐利就割不深。能连结篇章写文著书,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杰出人物。

  有人说:“写书的人,看得多听得多,熟悉学问,就能类推写出文章来。文章是由见闻写出来的,不一定真实才能与文章相符合。寄肤浅的见解于漂亮的文辞,没有深刻的内容,见不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所以很少有建立功业的人。国家安危的关头,文人都不能参与其事,没有建立功绩的作用,只有动笔写文章的效果。

  我说:这不一定。周代写书的人,都是权谋的大臣,汉代敢于直说的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官吏,怎么能说文章写出来不是像花叶的生长那样是由根促成的呢?用心思考作计谋,收集资料写文章,感情在文辞中表现出来,意思在说话中得到证明。商鞅帮助秦国,想在霸业上得到功绩,于是写《耕战》;虞卿帮助赵国,提出计谋和主张并被采纳,辞官后写了《虞氏春秋》。其基本思想,就是虞卿在赵国都城给赵王提的建议;《耕战》的内容,就是商鞅在秦国堂上向秦孝公提的建议。陆贾消灭吕氏的计谋,跟《新语》是同样的见解;桓君山改变晁错的计谋,跟《新论》是同样的意见。看谷永上书的陈述,唐林坦率的进言,刘向恳切的建议,都以见解为根本,写成文章,想借助它把见解表达出来,难道只是雕饰文辞,随便写成漂亮的言辞吗?真挚的感情发自内心,所以那文章上的话才深深地感动人。因此鲁仲连用箭射信,燕将会自杀;邹阳上书辩解,梁孝王才会打开牢门放他。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内容,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并非只是博览群书的人能造出来的,熟悉学问的人能写出来的。

  鸿儒少有,而文人比比皆是,地方长吏,怎么能不尊重他们呢?难道只是用他们的能力,在公文上舞文弄墨吗?而是希望州郡长官有忧愁的时候,他们能写章上奏,解决处理困难烦杂的事务,使州郡无事。就象唐子高、谷子云这些官吏,要是出来尽心,完全拿出写公文的本领,那些麻烦和忧患的事怎么会有解决不了的呢?古代很遥远,四处偏僻隐蔽,动笔作文的人,记录有困难,那么暂时就近用自己家乡会稽的事来说。周长生是文人当中的魁首,在州府,是为剌吏任安起草奏章,在郡府,也是为太守孟观写奏章,解决了麻烦事消除了忧患,使得州郡无事,二位地方长官的职位得以保全。周长生的身份不显赫,不是他才智低、功力差,而是二位地方长官怀着俗人的节操,不能尊重他。假使遇到前代的燕昭王,那么周长生早已蒙受邹衍那样的恩宠了。周长生死后,州郡的长官遇到了忧患,没有能干的起草奏章官员,因此困难事解决不了,被追究责任押送到相属司直受审,这是由于写文章这一行不受重视,不再有擅长写奏章的人的缘故。那么难道就没有为地方长官分忧的官吏吗?而是他们当中的人,文笔远不如周长生之类的缘故。

  周长生的才能,不仅仅擅长写公文,而且写了《洞历》十篇,上从黄帝,下到汉朝,就连细小轻微的事,没有不记载的,跟司马迁《史记》的《表》、《纪》相类似。由于上通黄帝下达汉朝,所以叫做《洞历》。像这样,周长生不只是个文人,而且是个称得上鸿儒的人。

  前代有严忌,后来有吴君高,最后有周长生。白野鸡从越尝贡来,畅草从郁林献来,雍州出玉,荆州、扬州产铜。珍贵的东西出产在四面边远而偏僻的地方,这些地方不能说就没有特出的人物。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死了,文章不都在我这里吗!”周文王的文章在孔子身上,孔子的文章在董仲舒身上,董仲舒已经死了,难道在周长生这些人身上吗?不然,怎么会说他语言高超,文章美丽呢!唐勒和宋玉,也是楚国的文人,古书上没有记载的人,屈原就在那上边。会稽的文人,难道只有周长生吗!以没有加以论述的人来说,周长生尤其突出。全国多山,而华山、泰山称岳,全国多河,而长江、黄河称渎的原因,是华山、泰山最高,长江、黄河最大。周长生,是州郡中文章最好的人。自己家族的老大贤能,抛开他而去称赞别家族的老大,这是不对的。周长生是论说文章的头号人物,所以文人都尊崇他,唯独把他记录下来,这跟《春秋》采用鲁国自己的年号来记年以表示尊重本国的道理相同。

  一般人喜欢推崇古代而称颂传说中的事情,古人的东西,就是瓜菜也是甜美的;后代的新东西,即使是蜜酪,也是苦辣的。周长生的家在会稽,生长在今天,文章虽然出众,评论的人还是认为比古人幼稚。天供元气,人受精气,难道因为人有古今差别,今人就要降低等级吗!(应该不论古今,)优秀的算高超,高明的算上等。尊重事实的人,明辩是非的人,看见错的,即使是古代的,也要降低其位置放在后面,看到正确的,即使是今天的,也要提高其位置放在前面,心智明白,不被一般人的喜好所迷惑。班叔皮续写《史记》百篇以上,记事详尽,讲理透彻,读者认为是第一,而司马迁的《史记》次之。其子班固是尚书郎,文章可以跟他相比,如果用国家大小来比喻文采的高下,那么他们不仅是五百里的大国,而且应称作像周、召、鲁、卫那样的大国。如果要推崇古代,那么班叔皮、班固父子就不值得一提了。

  周代有繁荣昌盛的文化,是因为在百代的末尾。汉代在百代的后面,文辞论说,怎么能不繁茂呢!从小看大,从老百姓的事来推论,可以看出朝廷政治上的道理。住宅开始建成,才会种植桑麻,住上很多年,子孙继续栽种桃树、李树、梅树、杏树,才会遮住山丘盖满原野。植物根茎多,那么花叶就繁茂。汉朝统治已经很久了,土地辽阔,百姓众多,礼义盛行,事业兴旺,漂亮的文章,怎么会不繁茂呢!其实,花和果实是在一起生成的,无花而结果,这样的东西少有。山是秃的,怎么会繁茂呢?地是盐碱土,怎么会生长草木呢?著名文人在汉朝大量出现,就是汉朝兴盛的证明。天晴朗,群星明亮;天阴雨,日月被遮蔽。如今著名文人同时出现,就是汉朝光照日月的证明。

  汉高祖每读陆贾的文章,群臣就发出“万岁”的称赞声;徐乐和主父偃上奏章,被任命为郎中的事,如今没有再听说了。做饭食不会做又苦又酸的菜,因为自己的口觉得味道不好,手就不会拿去给别人吃。每次下诏书,都说要按文义经传四科选拔人材,诏书富有文采,是情文并茂的好文章的明证。而如今上奏的公文没有经过核实,写书又没有实际内容,“万岁”的称赞声,“任命”的恩惠,从什么地方发出来呢?装饰面孔的人都想打扮得好看,但值得看一眼的却很少;创作乐曲的人都想作得动听,但值得一听的却很少。陆贾的文章还没有上奏,徐乐、主父偃的简策还没有上呈,那些闭眼说瞎话的人,讲述事情粗鲁难听,写文章没有文采,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文辞华而不实,不被流放到荒岛或沙漠上去充军,就算幸运了,怎么还能蒙受任命为郎中的宠幸呢?